Nils Göran David Malmqvist (6 June 1924 – 17 October 2019) was a Swedish linguist, literary historian, sinologist and translator. He was also a member of the Swedish Academy between 1985 and 2019. The Swedish Academy is is best known as the body that chooses the laureates for the annual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原题：诺奖评委马悦然：我愿意做原作者的奴隶
十二月的斯德哥尔摩阳光稍纵即逝，这一天却天气极好。早上十点，红线地铁终点站Mörby Centrum外，地面的薄霜反光如镜。头戴礼帽的马悦然和他的妻子陈文芬如约出现了，开车带我去他们家中。
一辆略显陈旧的灰蓝色沃尔沃小轿车，87岁的马悦然开起来仍然得心应手，他熟练地加油门，打方向盘，转弯。车子穿行在斯德哥尔摩郊区的林野公路间，两旁的景物渐渐有了一些美式景致，低矮而舒适的房屋，间杂在绿树与深蓝色的波罗的海之间。“这片住宅区原来是艺术家的聚居区，后来富人多了起来，变成著名的住宅区。”
但马悦然并没有在这里拥有房产，而是长期租住在一座养老公寓，名字叫“燕鼻子住客之家”。据陈文芬说这里非常受欢迎，很多人排长队申请，可能要5到10年才能轮上。马悦然自1998年起住在这里，中间也搬过三次家，才换到现在居于二楼风景更好的房间。而楼下住的是一位退休工程师。
房子外面有大片的绿树红花，即使在冬日仍然色彩斑斓。马悦然夫妇一路带着我们介绍这是山毛榉，那是古橡树，走向波罗的海边还有瑞典独有的柳树，以及大片的芦苇。事实上，除了亲近自然，马悦然夫妇并没有过多参加社区活动，只是偶尔打打桥牌。更多的时间呆在自己的书斋里奋笔疾书。
马悦然的寓所不大，两房一厅不过70平方米左右。一个10来平方米的客厅完全成为工作室，正中摆着一个大长条方桌，上面铺满各种书籍、记事本和马悦然的戴尔电脑。而陈文芬则在房间一角有一张小方桌，没有座椅，她说坐地上工作对腰椎更好一些。
房间里有各个出版社、作家寄来的样书、著作、书信、纪念品，书法等等。这间小小的书斋像是独立于中国文坛之外的一个小宇宙，它所发出的电波时常影响到中国作家群的心绪。因为书斋的主人，是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
对于马悦然，中国作家群可谓又爱又恨。这样一位能读懂他们作品的外国老头，在过去26年来一直作为至高荣誉诺贝尔文学奖中唯一懂中文的评委。在广泛的想象里，他的态度和爱好是中国作家能不能得到国际认可的一个重要风向标。于是有人乐于与他结交，也有人公开表示不喜欢他。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情结”投射到马悦然身上，成了一个古怪的混合体，他们希望马悦然通读所有的中文作品，然后做出一个“客观”的选择，另一方面，他们也有一种酸涩的心理，对中国作家的“命匙”掌握在这样一个外国汉学家手里表示不屑和难以接受。今年以来，一连串的风波至今尚未平息。
妻子陈文芬会为马悦然打抱不平：“希望悦然读完所有人的书，那是图书馆员的工作。悦然和普通人一样，只读和翻译他自己喜欢的作品。”
耄耋之年的马悦然依旧保持了极高的工作效率。他每天翻译着自己喜欢的作品。他认为译者是“作者的奴隶”，必须完全忠实于原作者。而前提是要真正喜欢上作者的作品，才能心甘情愿地做他的奴隶。
就像这个冬天他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多年的老朋友，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终于有了人生中的第一笔财产，去还清他生活和租房等等的债务了。”而马悦然显然很乐意做老朋友的“奴隶”，他在2004年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诗集《巨大的谜语》刚刚在台湾正式出版。
我们的采访话题，也就从特朗斯特罗姆得奖开始。
B=外滩画报 M=马悦然（Göran Malmqvist）
和特朗斯特罗姆的友谊
B：今年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下简称托马斯）得奖了，您以前说过他是早应该得奖的，这次您是不是很高兴？
M: 非常开心，这一天我等了26年。
B：我记得非常巧合的是，26年前您得知获选瑞典学院院士，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时候，刚好是托马斯第一次访问中国，你们一起在北京，对吧？
M：对，那是1985年。当时我在北大有一个演讲，当天得到了消息。而特朗斯特罗姆那时好像是在社科院演讲。
B：还记得在北京和托马斯有什么有趣的细节吗？
M：我获选院士当晚，瑞典驻中国大使请我们吃饭。饭后又继续到大使家喝酒。大使问谁愿意喝一杯蛇酒，是一种绿颜色的蛇浸泡的，看起来非常毒的65度烈酒。我和托马斯都喝了。后来托马斯到了上海，写了一首诗《上海的街》，还写到了喝蛇酒的感受：“如蝰蛇酒般腥涩，回味不止。”
B：托马斯对中国的印象如何？
M：他很欣赏中国。但他怕人多，人多他就会不自在。有一天他说我们找一个人少安静的地方去。我就和大使馆借了一辆车，带他到戒台寺去。那是50年代我在北京时常去的安静之地。结果开车去了之后，却看到至少八辆旅游大巴，带了很多游客去，根本就走不动。
还有一次，他去北京外语学院给学瑞典语的学生朗诵自己的诗。朗诵结束，有一名男生举手说他听不懂。托马斯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懂呢？你接受吧，把这诗当作是自己写的。我可以送给你。”
B：您和托马斯是怎么认识的？
M：我们大约是1966年在诗歌朗诵会上认识的。我们后来也经常聚会，有时到他家，有时到他在龙马屋海岛的蓝房子去，那是他当海员的外公留下的房子。
B：他后来中风了，您有什么反应？
M：那个时候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访学。一位好朋友告诉我托马斯中风了，我非常难过。如果没有他的妻子莫妮卡，他就活不下去了。托马斯现在一般只能说四句话: ja （是的），nej(不是)，men(可是)和mycket bra(很好)。如果莫妮卡不在，你没办法和托马斯对话。如果莫妮卡在，无论你问托马斯什么，莫妮卡就看托马斯的脸，就能回答了。然后托马斯再表示对还是不对。
有一天，我在他们家里，托马斯突然用笔画了一个马头，交给莫妮卡。莫妮卡不太明白。托马斯又再画了一个马头。莫妮卡说，哦，你要找一副眼镜。我就问，托马斯要找副眼镜，他为什么不直接画一副眼镜呢？莫妮卡说，托马斯不是那么简单的人。马头和眼镜的关系呢?原来，在托马斯一首叫《打开的窗子》的诗里有最后几句：“我不知道我的头/向哪边转/以双重的视野/像一匹马”。
B：您是如何开始翻译托马斯的诗集的？
M：1983年过年的时候，我住院开刀。当时托马斯刚出版了一本诗集，叫《狂暴的广场》。我早晨两点就醒来了，我就开始翻译他的诗集，当天下午六点就翻完了。那时我打了麻醉药，脑袋里都是空的，就是一心想翻译这些诗，把它们翻成了英文。同一年，我就介绍北岛翻译他的诗集。后来我还翻译了他一本散文诗叫《蓝房子》。
2004年在台湾时候，碰上“总统大选”的“诈弹”闹剧，我和文芬就到乡下避住。把托马斯最新的两部诗集《巨大的谜语》和《悲伤的凤尾船》翻译成中文，后来应陈思和的约稿，在《上海文学》发表过，但没有出版成册。今年托马斯得诺贝尔文学奖了，台湾的出版社立即就出了中文版。
B：今年托马斯作为近40年来第一位瑞典人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国内有什么反应？
M：大家都觉得实至名归。这和上次1974年埃温德•雍逊 （Eyvibnd johnson）和 哈瑞•马丁松（ Harry Martlnson）这两位瑞典文学家得奖时遭到非议相差很大。那次获奖，因为他们和瑞典学院有一些关系，在瑞典国内引起很大争议。最后哈瑞•马丁松还自杀了。托马斯是瑞典人得的第八个文学奖，对于一个900万人口的国家是有点多了。但如果不颁发给托马斯，我们就更不能颁发给其他诗人了。而上一次得奖的诗人是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距现在已经有15年了。
B：得奖后您祝贺了托马斯吗？
M：当然，当天就给他打电话了。我们差不多每天都会和莫妮卡通话。我太太陈文芬也参加了在瑞典学院举行的托马斯作品朗诵会，她用中文朗诵一首托马斯的诗。
“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国界不是问题”
B：您刚才谈到了15年来第一位诗人得奖，是不是因为今年的世界不太太平，对诗有一种呼唤？
M：你没提问我还没想到这个问题。不过确实是的，这好像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大家都觉得今年应该颁奖给一位诗人。诗歌确实是对现实影响很大的一种文学。
B：您对诗歌是不是有偏爱？
M：在中国文学上，诗歌所占的成分是很重的。1949年，我住在四川峨眉山的报国寺，开始学中国文学。那个时候我就读了很多汉朝乐府和南北朝诗，也读了《唐诗三百首》。不过我太不喜欢《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这种选本，这种选本是很危险的。一个人读完了《唐诗三百首》就觉得他读完了所有唐诗，读完《古文观止》就觉得读完了中国古文。而这其实只是几个编辑的选择眼光。
B：这么多朝代的诗歌，您对哪个朝代的诗歌最有偏爱？
M：我教书的时候，就问过学生，如果你可以选择，你们愿意生在中国哪一个朝代。如果我来选，我就选择生在南宋，那是辛弃疾的时代。如果生在山东，就和辛弃疾是邻居了，可以谈谈词，喝喝酒。他是宋朝第一词人，苏轼、陆游好，但还是辛弃疾最了不起。他可以拿一部散文，就直接扔进词牌里，却又很自然。
B：很多人觉得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诗很像唐诗，比如王维，您怎么看？
M：我觉得不太像。他的诗不是田园诗，有很多冬天的意象。
B：您和中国当代诗人的交往是怎么开始的？
M：1981年我就请北岛和顾城进行诗歌朗诵。北岛根本不会朗诵，他只是“么么”地张开嘴巴。而顾城是会走路的诗，是长着两条腿的诗，他朗诵的非常漂亮。回瑞典后，1983年我就把他们的诗翻译出版了。结果很受欢迎。
B：您最喜欢的中国诗人是？
M：艾青和闻一多。
B：艾青和闻一多，与北岛和顾城，其实是两代人，前者和您同代，后者是您晚辈。您在翻译的时候是如何进入这两代人的心境和时代背景？
M：他们确实是不同的两代人。你要读了又读，读到听懂了他们的声音为止。我和北岛谈过中国诗歌的历史，我发现他和顾城、杨炼等对五四以来的中国诗歌是了解不够的。我和他们谈过闻一多和徐志摩，他们都基本没有读过。唯一的例外是戴望舒。有一天北岛在我家里，我拿出自己喜欢的1920年代的诗歌，说今天晚上你可以看看。第二天早上我问他读了怎么样，他说翻了一下没有什么感觉。其实我觉得卞之琳就比北岛朦胧一万倍了。而北岛可能觉得“朦胧诗”是他们创造的。其实不是这样的。他们都是很优秀的诗人，但也要看到中国诗歌历史的传承。
B：您在翻译北岛顾城之前，已经有很多年没到中国，如何体会中国当时社会环境的变化？
M：虽然1958-79年我不能去中国，但我仍然对中国的情况发展很了解，所以这方面没有问题。
B：您当时接触的中国诗人，在过去三十年里命运各不相同，您怎么看待他们各自的变化发展？
M：过去有流亡诗人这个概念，现在流亡没有意义了。很多人都回归中国了。北岛也在香港中文大学安顿下来了。中国作家的生活其实还是挺舒服的。很多作家在几个地方都有房子。他们自己可能不知道和欧洲相比这很不错了。
B：像您现在还一直租在自己的房子里，和他们相比觉得怎么样？
M：我这个人对钱有点不耐烦。所以一直也不太在意。（太太陈文芬补充：中国人的财务安全感可能主要在房子上，而欧洲国家福利比较好，可能就不会太在意。像我们现在的情况，他当年大学退休金是每月19000瑞典克朗，一直不变，再交税57%，然后房租就占去了7600. 几乎就没有什么剩下了。他翻译一本书的收入也就是15000克朗。但生活够用了。）
我已经很知足了，我的老师高本汉，他是伟大的汉学家，但他去世的时候，只留下5000克朗。他就是在一直读书而已。
B：我刚才的问题其实是，三十年来中国诗人主要有两种发展轨迹，一种是国际行走，一种是扎根本土。您觉得对中国诗人来说，是通过国际行走以求与国际接轨，还是扎根本土做出有特色的作品，更能赢得世界性的认可呢？
M：东德的作者，在柏林墙倒了以后，不知道怎么办了。原来有一个对抗的对象，政治变了之后有一个失落感。中国现在的情况也比过去自由很多，作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表达自己，所以不一定要流浪了。我欣赏的是文学的价值，像曹乃谦的作品翻译到瑞典来的时候，一点都不困难，只要译者能够读懂，并把它忠实地翻译出来。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国界不是问题。
“我最喜欢的角色是当一个译者”
B：对于汉学家这个角色，有一些中国作家会有异议。您觉得汉学家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M：一般中国学者认为，汉学家就是外国人。因为没有中国的汉学家之说。我开始学中文的时候的汉学家，和现在的汉学家，差别是很大的。像我的老师高本汉，那时他的学术范围是非常宽的，而现在的汉学家则越来越窄，只是专门研究某一个领域了。
B：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M：现在的汉学家对上古历史，对汉语音韵的了解太少了。他们根本就没有学过真正的先秦文学。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最近几年，孔子学院对西方的汉学影响也很不好。一和孔子学院合作，大学里的管预算的决策者会说，中文系既然已经有孔子学院就够了。但孔子学院能教的就是普通话了，和汉学和研究没有一点关系。所以原来很好的中文系，慢慢就变成教汉语的学校了。
B：您对您的弟子这一脉还有要求吗？
M：我对他们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这确实有大环境的影响，我对瑞典汉学的发展有些悲观。原来瑞典的远东图书馆是欧洲最好的汉学图书馆，但现在基本等于关门了。原来的图书馆员遣散了，现在图书馆只供参观，图书馆员也不懂中文，已经起不到作用了。
B：很多人觉得汉学家是中国文学的评判者，您自己有这个感觉吗？
M：我觉得不是。西方的汉学和中国的国学需要合作，互相做出贡献，像我的老师高本汉一直做音韵学的研究，里面有很多方面中国学者也还没有涉及。西方能提供一些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的参考。
B：因为您处在诺贝尔奖终身评委，而且是评委里唯一懂中文的一位，您有没有感觉到中国作家对您又爱又恨的感觉？
M：我想起一个事，杨牧的作品被介绍到德国的顾彬那里，顾彬说要让杨牧把作品给他翻译，他就能帮助杨牧在德国出名。但我看了顾彬的翻译，我觉得他实在不适合做这个工作。我的理念和他不一样，在翻译小说的时候，我觉得译者就是原作者的奴隶，完全忠于原作者，不能加增加，删改或者随意演绎原作的内容。
B：所以您更看重您的角色首先是译者，而不是一个桥梁或者推手？
M：对，我最喜欢的角色，是当一个译者，当人家的奴隶。
B：您最近有没有发掘一些新的作家，准备翻译他们的作品？
M：最近曹乃谦出了一本新书，叫《佛的孤独》，我翻译了之后在帮他进行一些推介。残雪也很好，她是中国的卡夫卡。我的一个学生在翻译她的作品。我还准备翻译莫言的一些短篇。
B：您现在每天有多少时间进行翻译？
M：每周公务还很多，瑞典学院还会固定开会。夏天的时间会多一些，整个瑞典差不多都放假。我们会到乡下住，那时翻译的进度就快了。
B：您最近有没有翻译中文作品的计划？
M：最近翻译完台湾诗人痖弦和商禽的作品，合成一本出版。另还翻译了台湾作家杨牧的120首诗。以及翻完莫言的短篇小说之后，看看要不要继续我2008年翻译出版的《道德经》再翻《庄子》。
B：您已经年近90，接下来几年里还有什么想实现的愿望？
M：我今年87了，但工作效率还是和年轻时一样高。我有个小本子，做翻译的时候每天记下自己的工作计划，基本都能按计划完成。我原来有个愿望，是想翻译《左传》，它是先秦文学最伟大的著作。《左传》和《庄子》都是我很想翻的。
B：您那么喜欢辛弃疾，会翻译他的诗词吗？
M：我翻译过他《沁园春》词牌的十三首词。以后还想再翻一些。另外明年还会出版我和太太一起写的微型小说，出版社起名叫“笔记体”小说。我写了60篇，文芬写了40篇。书名叫《我的金鱼会唱莫扎特》。其中有一半是我在瑞典的生活，一半是我神游，幻想辛弃疾和李清照来和我喝酒等。这是受莫言写的《小说九段》的启发，但我写得比他更短。
B：有没有想写回忆录呢？
M：瑞典文已经写了一部分。我在瑞典的广播电台做过一个节目，讲了我在1949年在中国的经历，听众都很感兴趣。中文我出过《另一种乡愁》，也讲了那一段经历，但还不算传统的回忆录。我可能会继续写。
B：有没有过90大寿的计划？
M：我一定会躲起来。我更喜欢和家人一起庆祝。
本文修改版发表于《外滩画报》2012年12月22日号. 马悦然于2019年10月17日去世，享年85岁。